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旅游业停滞，企业举步维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业界努力自救，其他学科为疫情防控、疫苗研发日夜奋战，不少旅游学者则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们所从事的研究真的重要吗？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贡献、影响何在？当旅游这一现象面临生存危机时，我们的远见和思想领导力何在（Joppe、Lew、McCabe和Li，2020）？这类质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旅游研究的相关性的迷惘：从研究选题和理论创新，到学者自身的知识储备和训练模式，旅游研究似乎逐渐走进象牙塔，而与自己所研究的现象和所服务的行业渐行渐远（李想和李咪咪，2020）。
今后的旅游学术研究到底应该如何观照现实并贡献来自学界的智慧？2020年8月16日，《旅游学刊》组织召开了“新冠疫情背景下旅游研究的实践相关性反思”云端专题研讨会，特别邀请本刊的9位编委对此进行研讨。
研讨会由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马波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冯学钢、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何建民、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林德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员宋瑞、香港理工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教授肖洪根、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谢彦君、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章锦河、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朱竑参与研讨。
马波：有一部电影叫《云中漫步》，今天我们的线上会议可谓云端漫步。一方面我们八位学者可以自由讨论预定的话题，同时也欢迎所有线上的朋友能够踊跃参与，把你们的相关想法、建议表达出来，与八位学者一起来讨论。这个开放性是一定要强调和坚持的，因为今天的话题只有呈现出开放性，才能体现旅游知识界的价值，才能有助于引导旅游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
今天的云端讨论，还是要从新冠病毒疫情背景切入。到现在为止，全球疫情已经持续七个多月的时间了。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旅游学者活跃在抗疫战线的各个方面。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评价一下，在过去这七个多月时间里面，旅游知识界抗击新冠疫情的整体表现。当然，个人的评价必然基于个人的视角，八位学者的角度汇集起来，也许就能够反映中国旅游知识界在抗疫中的整体表现。作为主持人，我想先请八位学者就学术界在抗疫中的表现作出评价。
冯学钢：正如巧红老师说的，我们也生产不了疫苗，也不能到抗疫第一线，但不能置身度外。想说三点我们能做的：一是观察与思考。我们都经历了“非典”和“新冠”，此次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之大超过2003年“非典”，很多旅游企业难以为继，尤其是中小企业，命悬一线，面临巨大的困难与挑战，但也表现出旅游企业的社会责任。据调查，疫情爆发初期上海就有多家从事出境业务的企业及导游员从海外购买防疫物资捐助疫区；旅游企业开展自救，导游搞网上直播带货，参与夜经济活动。旅游院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旅游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形势严峻，也会进一步影响招生。
二是建言献策。各地旅游学者做了不少建言献策工作，讨论疫情发展“三阶段”“三步走”策略，在专报、报刊、网络社群方面均有不俗表现。都在关注疫情之后旅游研究如何开展，特别是中央提出经济发展的国内大循环、国际国内双循环，旅游如何释放消费潜能。
三是开展旅游“新业态”“新人群”调研，需要关注在线文旅经济，加强大数据的运用能力，研究科技、文化和旅游的系统性融合。
马波：冯教授，对整个旅游学术界在抗疫中的表现，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具体评价？
冯学钢：旅游学界呈现很多思想火花，包括建言献策，达到良好水平。
何建民：刚才冯学钢教授说得很好，感觉我们学校在抗疫这个背景下，准确说是常态化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复学这个背景下，我感到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我们旅游知识界是做得很好的。简单来说，我们旅游知识界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四个方面都做得很努力。我跟林德荣教授都在线上做旅游管理核心课程的建设培训，我是主讲《旅游接待业》核心课程的建设与教学方法，有三百多位老师参加，为全国培养《旅游接待业》课程的师资人才。科学研究我也很荣幸，我在2月11号写了一份基于科学研究的建议报告，从短期、中期与长期角度全面思考新冠疫情对上海旅游业的影响、挑战、机遇，并获得了正部级的批示。在社会服务方面，我也很荣幸，最近也到了太原、海口、阿拉善、杭州等地做了新环境下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的思维与路径的讲座，在海口做了一个讲座是如何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在文化传承方面，我们财经大学有一本书我推荐一下，我们财经大学写了一本叫《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2019）》，这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我也写了其中第15编，中国会展旅游业发展史。总的说来，我感到我们旅游知识界在四个维度，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这些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
林德荣：疫情期间，旅游知识界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今年的疫情非常严重，对大家的影响无论从生活还是工作影响都很大，对我们旅游教育影响也非常大。到目前为止，在座的我们各位老师的学校的大部分本科生都还没有到校，只有一些硕士生和博士生回到学校里面，我们总算有学生在学校里面与我们一起搞研究，不然就麻烦了。
从刚才我们两位同仁的发言可以知道，这次疫情期间，我们旅游学界并没有闲着，自从疫情发生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干活，当然大部分是在线上干活。我们除了在线上给学生上课外，我们还是没有间断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比如前一段时间，何建民老师和我做了一次重庆大学出版社组织的由旅游类本科教指委统编的核心课程教材的课程培训；还有本人参加了中国海洋学会旅游分会组织的学术会议——疫情期间如何发展滨海旅游。我们大家还做了很多线上的工作和活动，可以说我们旅游知识界在疫情期间的活动是常态。至于说我们的贡献表现在哪里？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表现在这期间我们能够做我们分内的事情（不间断断地从事教学、科研和相关的社会服务），不给国家添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然我们旅游学界对整个疫情的判断以及疫情的发展走势、现状，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比如今年2月12日，马勇教授在云课堂里做了：新冠疫情下旅游业面临的危机分析与风险管理；湖南林业大学的钟永德教授做了一个很好的社会调查，并撰写了一篇有关疫情后文旅业发展的预测与评估报告；马波教授做了：疫情转折再话旅游复兴；保继刚教授：一时危机挡不住旅游业发展，借归零重新认识旅游业；《旅游学刊》编辑部也组织了有关“后疫情时代：中国旅游业的危机与转机”我的线上学术专题研讨会等等。总体上评价，我个人觉得旅游学界在疫情期间对于社会的贡献还是不小的，若要给出成绩的话，可以达到良好。
宋瑞：看到学刊这次的研讨题目，我特别关注的是这样一个关健词——“反思”。这两个字体现了旅游学界或者叫知识界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面对这样一次突发性重大历史事件，我们旅游学界或者知识界的反应还是比较及时的，只是我们的成果需要沉淀。这是我的总体观感。一方面，我们的反应还是比较及时的。以我们为例，疫情爆发以来，1月25号我们就决定要跟踪整个事件的发展，后来逐步从资料收集性工作转到研究性工作，后来在皮书中专门增加章节，再后来组织专门组织一本书。总体看，反应还是比较及时的。
需要提示的是，在评价“表现”时我们需要了解表现形式有哪些。有的是大家看得见的，有的是公众不了解的。浅显来看，旅游知识界在参与疫情中的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一是在媒体上发声；二是行业鼓呼与服务；三是学术成果沉淀；四是提出政策性建议。评价旅游知识界的表现，可以对照这些表现形式来进行。对于媒体上的发声和行业上的服务，这是大家能够看到的。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也许行业和社会期待我们做的更多。这可归为第一类。而第二类，学术上的沉淀，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疫情的发展及其影响的显现，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把握。我印象很深的是，疫情爆发以来，世界旅游组织最初预测全球跨境旅游人数将降低1%-3%，很快过了不到十几天就调整为降低20%-30%，再过一两个月就调整到降低58%-78%。这是可以理解的。事件的发展和影响的体现需要一定时间，学术上不管是分析、预测还是总结，都需要一段时间来沉淀，我们可能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更全面地把这次突发的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影响勾勒出来。这次历史事件，它可能是一个转折点，旅游是不是要被全面的改变了？旅行的方式，人们旅游的关注点，旅游的组织方式、服务方式、商业模式，整个世界旅游的格局，这种变化要我们持续的观察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客观的结果。第三类是政策性的建议。这可能是大部分公众所不了解的。实际上从疫情一开始，至少从社科院的角度，我们就在积极地不断地提各种政策建议。总体评价这次表现，我觉得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反应比较及时，但是成果以及对社会的作用、对实践的作用，还需要再沉淀，需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如果一定要打分的话，我也认为是良好。
肖洪根：我想更主要的反思是，我们作为一个旅游教育工作者或者旅游研究者在这其中的作用与表现。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年从过完春节开始，看到疫情态势逐渐严重，心里很是担忧，疫情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教学？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研究？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如果把我们的工作，分作教学、科研、服务三大块来看，教学方面，我觉得大家都在积极应对，从技术上认真摸索如何上好网课，非常积极、非常愿意去做教学方式的调整，探讨如何才能不影响学员的学习感受和学习体验。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讲，我们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状态是非常好的，生怕没有把教学工作做好，生怕学员的学习体验不理想。至今，我们都还一直在讨论着，一半线上一半线下的课堂教学，该如何有效开展。
在服务方面，我们也没有因为新冠疫情在社团服务上有所中断。在学术出版方面，我们的组稿、审稿、发行等工作照样进行。原先线下的面对面会议，现在改成成了网上会议，其组织和筹备也不是那么简单。在科研方面，我觉得疫情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原先要到实地调查的工作，因为疫情就没法去了。我有一个博士生，因为疫情，原先设计的数据收集方案，无法实施，只好全部改成线上了，否则，就要影响到学员按时毕业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谢彦君：回应一下这个话题。我有三个基本判断：第一点，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的旅游学术界是有反应的，但这种反应是受局限的。前几天我在知网上做了一个大致的检索，发现，关于新冠疫情研究的文献，有8900篇，就是说，有上万篇，其中旅游的相关研究是有88篇，近百篇。这当中，因为我没有进一步做细致的检索，可能包含有国外的一些文献。所以说，旅游学界是有反应的。但是我说受局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因为，我觉得旅游和疫情这两个东西简直是天敌：旅游的本质是异地的休闲体验，旅游的条件就一定是流动性；疫病大流行的条件是人与人直接的接触，是人员流动，而防止疫病大流行的最基本对策就是人们原地不动。所以，只要疫情一直持续下去，我相信旅游就没了，旅游没了的话，大家也不用做科研了，也不会产生旅游知识，旅游教育也没了。不过，幸好，我相信疫情会结束的，旅游也不会没有。人类历史上经历的疫病大流行，已经不知有多少次了，没有不过去的。即使疫情再伴随我们一段时间，只要在科学原理支持下精准施策加以应对，前景还是乐观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面对疫情大流行这个特殊的大事件，最受伤的是旅游，旅游产业、旅游研究、旅游教育，最受伤。在这种情况下，旅游学术界在学术意义上做出反应必然是有局限的。这是宿命性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的反应不是全民反应，这是理性。我觉得这很好。因为，我们似乎越来越应该有一种警觉：遇到一个事情一来了，我们不能全民都扑上去。就比如单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旅游学术界还是分领域、分科、分方向的，有个人的研究疆域和研究兴趣。旅游学术界没有全民研究疫情以及疫情对旅游的影响，不是做全民性的反应，这是一种理性。
第三点，从反应的水平上来看，是有高有低的。这本质上符合学术研究的规律，像宋老师说的，是一个积累性的、一个盈科而进的问题。
我的判断主要是这三点。
如果要我打分的话，对第一点和第二点，有反应、受局限，有反应但不是全民反应，对这两点要打分的话，我给100分。谈到反应的水平的话，我觉得可以打80分。
章锦河：直至今日，新冠疫情仍在肆虐，全球仍处于疫情阴霾之中。全球、全民的抗疫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科学教育。对整个科技界、知识界在抗疫中的表现既有高度评价，也有颇有微词。旅游知识界在这场全民抗疫中反应及时、作为积极，总体上觉得是立言有余，立功不足。立言有余方面，一是旅游学者普遍拥有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情怀，忧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二是针对疫情与旅游业主题的学术论文发表踊跃、学术论坛活动积极。立功不足方面，主要体现是有效果、能满足业界或社会期待的建言献策相对不足。究其原因在于疫情本身的复杂性，研究的层次性（描述性研究、阐释性研究、预测性研究性质、目的都不同）引致。
朱竑：不同的专业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都做了很好的工作，旅游界也已经做了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一周前我还见到了湖北旅游学院的一个院长，他说他们在疫情期间就做了有关疫情期间酒店工作人员心理的研究，论文投稿后直接就现场在线发表了，不需要修改。不同团队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了很多工作，而疫情期间我们做了哪些事情？一个是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结合什么是有机食物和吃盐率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全国问卷，研究先后也在两个杂志上发表出来。后来又结合为什么外国人戴口罩这么难的问题，在国内做了2500份的问卷，在国外做了近1000份的问卷，来了解国内外对于戴口罩的认识。
有限的时间我想讲几个未来我们需要关注的话题。第一个，我们常说一个行为坚持两周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所以疫情期间大家长期宅在家里的行为，其实已经在比较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了大家的出行意愿。而且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有智慧的人已经找到了很多可以在家里愉快地打发时间的有趣的方法。所以我想说这样一种惯性的形成，很明显的会对接下来旅游的恢复带来一些影响。前期很多专家说疫情结束以后，旅游可能会有报复性的发展，现在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出现。大家知道，我们国内大多数地方的疫情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但我一周前去了一次黑龙江的漠河，往年这个地方应该是人满为患的，而今年很遗憾，只看到一个来自广州的团。所以未来，怎么样用新的方式方法改变大家因为疫情形成的这种惯性，使大家重新参与到旅游当中来，这种努力是需要引起我们大家关注的。
第二，尽管疫情在慢慢恢复，但是不同地方的人的恢复程度是有差别。比如在广州，现在大家已经很正常地吃饭和购物了；在北京，北京人仍然严阵以待；在东北，基本上没有人再去戴口罩。所以，疫情期间包括疫情恢复以后，大家对旅游业这个话题的讨论，其实可能跟每个地方的文化还是有深层次的关系。我看到现在我的同事群和老师群里，很多广东人已经在全国各地旅游了，但是北京的同事仍然非常谨慎。当然这个事情，我不去评论是好还是坏，大家也知道昨天深圳突然在一个超市里发现了本土案例，现在深圳一下子封了，所以说大家谨慎是对的。但是如果未来的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这个疫情还是不能结束的话怎么办？难道让所有的旅游完全死掉吗？明显是不能够这样子的。我想我们学界需要多考虑这样一些话题。
第三，我也在反思，为什么这次疫情让非常多的中小规模的旅游公司或者旅游实体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核心是因为旅游是产生在流动性上的，一旦人的流动停下来，旅游可能产生的效益就会停止。所以未来我们旅游学界要关注流动性，以及流动性和旅游之间深刻的内在关系。
当然，研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预测。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疫情和旅游之间的深刻反思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我们也期盼数量统计用的好的学者可以尽快地完成这方面的工作，给政府提供更好的建议。
马波：对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八位学者有比较一致的判断，大家都高度认可旅游知识界在战疫中的表现。抗击疫情是一场全民战役，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作为方式。旅游知识界一直在密切关注疫情走向及其与旅游的关系，不仅主动为政府和业界提供旅游业恢复发展的对策建议，而且自觉反思旅游知识体系的调适更新问题。在我看来，包括《旅游学刊》在内的若干平台所组织的一系列相关讨论都是蛮不错的，是有独特贡献的。正如民众希望科学家尽快明确疫病传播机理、尽早推出有效疫苗一样，政府文旅部门和广大旅游业界也希望旅游知识界有更积极更贴近现实的作为。针对这种呼声，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旅游研究的实践相关性问题。
马波：今天的云端会议重在反思，我们反思的对象就是旅游研究的实践相关性。何为旅游研究的实践相关性？它到底是什么含义？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请八位学者来谈谈对这个概念本身的理解。
何建民：我想有三个维度或观点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个维度或观点，旅游研究成果最终是为实践服务的。当然它可以有多种的具体的运用形式，比如说教书育人、社会服务、文化传承，比如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这里我想引一下马克思的名言，他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知识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旅游研究成果最终是为实践服务的。
第二个维度或观点，旅游研究成果最终是要接受实践检验的。虽然我们现在经常进行的是统计检验，但是我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实证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观点，他认为数学方法提高的是论证的严密性，而不是相关性。相关性还是在生活中的因果关系，而不是数学上的简单的推理，数学公式只是帮助你去更加严密的提炼、论证生活中或实践中的因果关系、相关关系等。所以他认为，任何的理论的预见都要经过实践经验的检验。如果统计检验正确、实践检验错误这就是错误的，所以最重要是接受实践的检验。
第三个维度或观点是科学的旅游研究成果，应该能正确的反映事物，反映实践中的规律。由于事物在变化，实践在不断发展，因此理论要不断的更新，新的研究成果源于发现新的事物，反映新的实践规律。这方面我感觉到有几句名言讲得很好，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生活实践之树常青。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总的说来我们的理论和智慧，我们的知识是为实践服务的，但是为实践服务有多种形式。
马波：我们在讨论“实践相关性”问题时，使用了旅游知识界这样一个名词。顾名思义，知识界的工作旨在生产知识，生产新知，知识生产是知识界的首要任务。当然，知识界生产的知识必须也必然要回到现实中去，进而发挥服务现实的功能。我们该怎么判断和处理自己的分工责任与服务社会现实责任之间的关系呢？
章锦河：实践相关性的讨论实质是有关学术研究“理论指向还是实践导向”的争论问题。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既是科学研究的源泉，也是科学存在的意义，“理论指向与实践导向”本身是“一体两面”，对立统一，之所以需要反思“旅游研究的实践相关性”，我想可能的原因在于3个偏离：知识生产主体的个人学术兴趣与社会实践需求的偏离、学科属性/使命与学者担当的偏离、知识成果应用的理论与实践的偏离。建议针对旅游研究的实践相关性反思要注意3个问题，不能陷入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另一种局面。一是研究理念上要秉持“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习近平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二是研究成果应用时要认识到“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科学研究成果往往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对立统一。实践要求的确定性与研究结论的不确定性往往引起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原因在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相关研究成果往往在特定条件下发现，其推广性、普适性等有待检验。三是研究成果实践形式有“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的类别，学术成果具有层次性与差异性。旅游研究“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应有机结合，恪守学术追求，响应政府关切与业界需求。
冯学钢：关于实践性问题，对旅游来讲首先是一个管理学的科学问题。一是当下的热点，新冠疫情引致旅游发展新挑战与新机遇，表现最明显的是在线文旅经济发展。二是科技文化与旅游交叉融合，融合动能从什么地方来？现在有很多的科技精英、科技创业型人才都在开发在线文旅产品，促进旅游线上线下联动发展。三是复杂性问题，国际形势波诡云谲，旅游不能置之度外，入境消费、出境消费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国内旅游来到一个变革时代，旅游业也好、文旅业也好都在求变求新，95后、00后新消费人群倒逼旅游产品形式与内容变革，商业模式也在发生改变。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旅游与社会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如何促进旅游经济在经济内循环中的功效，如何打造新的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都是实践相关性问题。
马波：我在听冯学钢教授讲的时候，突然想到两个我们经常说的俗语：一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学术界有时候想要坚守自己的冷静和独立，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外在社会的影响，包括研究选题、研究方法，甚至研究的价值观、逻辑体系都会受到外在影响。另外一个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面对疫情，大家都非常想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但是面对这种复杂情况的时候，又可能像章锦河教授所说“立言有余，立功不足”。为什么会出现立功不足呢？先贤有一个很高明的说法，叫“以不变应万变”，万变的是外部环境，不变的是道。如果缺乏道，言说容易立功难。知识界在应对外部变化时依靠的是所掌握的理论知识体系，当然，理论知识体系来自于实践，也必须回到实践中去解决现实问题。因此，旅游研究的实践相关性，在“研究”和“实践”两个方面还是值得仔细琢磨的。
宋瑞：概括地说，我的观点是两句话：第一，旅游研究在内容上与实践高度相关；第二，旅游研究在时间上与实践是不完全同步、不完全同频的。
对于第一句话，正像马老师所说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知识生产过程。我理解，旅游研究作为知识生产过程是“两头在外”，就是研究对象和研究命题来自于实践，研究结果和研究成效服务于实践。只是我们的研究过程需要符合研究学术的规律、规则、方法和水准。旅游作为应用学科，要关注现实、关照现实。从我自己所在的机构来说，社科院更是如此，我们要既关注理论前沿也做政策研究，还要对行业发展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包括国际国内，我们都努力成为沟通的桥梁。所以在研究的关注点上，肯定是与实践高度相关的。
但是，知识生产有自身的规律，所以在时间上是不完全同步的、不完全同频的。不完全同步是指时间早与晚是不一样的，不完全同频，指的时间快与慢上也是不一样的。
关于不完全同步问题，刚才有老师提到研究分为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预测性研究，对于我们来说还包括对策性研究。不管是哪一种研究，实际上它跟实践都有一定的时间距离。我们有时强调应急研究，但是应急研究只是研究的一部分；预测性研究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规律性研究需要积累和沉淀，所以时间上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需要一定的时间沉淀积累，是不完全同步。不完全同频，是指在时间快和慢的波动上，不管从热点变化还有形势变化都是很快的，但是研究一方面本身需要时间，有内在规律，另外研究者作为个体也有自己的专长和关注点，不可能随时去追逐现实中的热点。所以从短期内而言，研究和实践在时间上不可能完全同步、不可能完全同频，但是从长期来说，从整体而言，我们不管是理论还是对策，旅游的研究一定是要努力跟实践保持同行。
谢彦君：关于旅游研究的实践相关性这个提法，说实话，我是最近这几天才听到的。今天在我们这个会上，我们把它作为重要的议题，这也好像又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这个议题是旅游学术界外部提出的质疑性的议题呢，还是由旅游学术界内部提出的反思性议题？是旅游学术界内部以社会服务为主业的学者提出的质疑性议题呢，还是由旅游学术界内部以知识生产（创新知识）为使命的学者提出的反思性问题？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来源，其实很重要。否则，旅游学术界太大，它所关联的世界更大，在如此大千世界中去探讨一个概念性命题，还是可能存在很大的被误读的几率的。现在，如果实践相关性这个概念是一股东风的话，那么，就可能出现东风压倒西风的势头，那西风是什么？我就临时组织一个词吧，就叫它理论相关性。这样，大家所探讨的这个问题，恐怕就遇到了实践相关性与理论相关性二者之间的张力：我们到底主张实践相关性还是理论相关性？果真在一个时期里实践相关性成了东风的话，那么理论相关性就将是西风并被压倒。我们是要这样这样的结果吗？这就提出了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问题。我一直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也不是矛盾的关系，它是一体的。只是由于我们相关的人士分别从事相关于旅游但性质却根本不同的工作，包括科学界、教育界、产业部门与政府机构，由于彼此之间的角色差异，才产生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其实是观察角度不同造成的。我曾经在2009年的旅游科学年会上，用旅游的三幅面孔来表示谈我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我说政府是宽脸凡事都要管，业界是窄脸唯利是图，它们都很理性，唯独学界是变脸，心无主，脸总变，不给自己一个定脸，在当时我还用了“容易失身”来批评这种现象。现在，我个人的看法依然是，对于旅游学术界、知识界来讲，它的职业使命、职业身份决定了，它应该强调的是理论相关性，而不是实践相关性。理论相关性是职业性命所系，实践相关性是社会情怀。最近几年，我一直想说的两句话，一个是旅游科学研究应该贡献理论，旅游高等教育或者大学课堂，应该引进知识或者引进理论。看看我们的教材，或者是几十年没有变化，或者匆匆编出来，里边不乏个人“意见性”的内容，很少有成型的理论。这注定会影响每年数以十万计的人才培养。就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的职业身份来说，毋庸置疑，我们的职业就是理论相关性，连初中、高中的教师都知道每天要与理论打交道。当然，如果我们有博学济世的社会情怀怎么办？那你可以主张实践相关性。而我的问题来了：我们到底先要尽社会情怀，还是先完成职业使命？这就是一个种谁家园田荒谁家地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你得先把个人职业使命工作做好，也就是把理论相关性做到，能在科学研究中形成稳定的、丰富的、共识的新知识，像牛顿、爱因斯坦那样，或虽不能及，心向往之，然后，把它们写到教科书里面，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知识才可以解决实践问题，这时候才可以满足我们为社会做贡献的目的。
在这里稍微多说一句话。我觉得，提实践相关性这个问题，一定要先弄清楚，这一提法是在质疑旅游学术界的理论对实践没有指导价值（A），还是理论不是从实践中产生的（B），还是质疑旅游学术界根本没发育出什么理论（C）？如果是A，那要看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对策家是否用到了理论，以及是否懂得在对策研究时要注意章锦河老师所说的“南橘北枳”的问题；如果是B，那要看“谁的理论”不是从实践中来的？不要把“谁的理论”等同于“谁的论文”。现在发表的论文很多，但论文不等于理论；如果是C，如果这一点属实，那么，逻辑上，我们更应该强调理论相关性；如果这一点不属实，即学界已经确实有一些理论积累，那么，就需要相关的有社会情怀的社会服务工作者多了解一下这些已有的理论。
在我看来，目前旅游学术界所存在的知识创新和知识应用的问题，都源自理论发育不足的问题。一些研究，虽然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了，但并没有贡献一般性理论，只提供了个案式的、“意见性的”解决方案。比如，在疫情期间，一些研究实际上存在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些问题。我们收到很多问卷，也看到一些研究，其所依托的情境是我们所有人都正值在家里无事可做的时候，去填那些问卷。最后你会发现，那些问卷里面所研究的问题，所做的基本设计，大多数是属于调查潜在旅游者的态度、观念、意见的。按照科学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范式的原则，是应该以实际发生的事（经验事实）为依据的，用事实说话。如果我们的研究是想要关注疫情之下的旅游业，在旅游业停滞不动的情况下，就把问题建立在一些态度、意见、想法、臆测上面，恐怕就与事实相背离了。这样的研究结果，本想对实践有所贡献，但最后却不能实现最初的想法。从方法论的角度上说，这当中存在着一个没弄清楚如何把“实践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的关键环节，在很多情况下还是没有太弄清楚。
马波：确实要考虑学者安身立命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在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学者的本职在哪里。听的时候我也想到，我们的文化传统是非常重视实用性的。回顾中国历史，大家就会想到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技术体系还算不错，但是科学体系一直没有发育起来？
在我们旅游学术界，无论前浪、中浪、后浪，大家普遍感觉理论还是匮乏的，我们独创的东西不太多。另外就应对疫情来看，学术界的确在积极表达，努力发挥作用，但在力度、准确性和长期性上确实也有一些迷盲。我们的旅游研究到底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谢老师经常提到，旅游研究需要惊人的一跳，这个“惊人的一跳”是非常宝贵的，需要关注的。
肖洪根：如果拿旅游与理论物理或者纯数学相比，旅游学科的应用性特点就太突出、太独特了。应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旅游研究，即使大家感觉起来理论程度蛮高的，但这些研究的应用性或实用性都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觉得，假设我们研究的问题都是实践问题，那么如何把实践问题转换成一个科学问题，从而推动知识创造与理论发现，就显得尤为重要。理论与实践这两者之间原本就不应该是对立和矛盾的，两者是统一的。但是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思考：即介于“反思性学术”与“反思性实践”之间，还有没有第三种（类）研究？这第三种（第三类）研究，应该具备什么属性？我觉得，关于旅游研究的应用性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存在争议。旅游研究，与众多的应用社会科学一样，它对政策实践与行业管理实践的反应程度很高。旅游研究对实践与政策的反应，快速、敏感且强烈，包括对现实热点问题的反应（例如眼下的新冠疫情）。这是我们学科的特点。
无论你做的是描述性研究、还是解释性研究、抑或预测性研究，如何在新冠疫情状态之下，按照各自的研究目标、不同类型研究的标准与要求，把研究工作做到（完成到）极致，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在座各位对目前疫情之下的旅游研究，都有自己的判断。在我看来，大部分疫情之下的旅游研究，还是属于原来（原有）工作的延续，继续做原来的那些工作、原有的课题、原来就一直感兴趣的东西。但是有那么一小块研究，是与疫情直接相关的旅游研究，我们如何去评判这一小块“疫情旅游研究”（COVID-related tourism research）？正如宋老师说的，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时间的积淀，“同频不同频、同步不同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方法。
谢彦君：没有理论依据的对策建议，往往是经不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的。这里，我举两个小例子。一个是刚才大家说到了报复性消费，还有疫情没有结束就复工的问题。疫情没有结束张罗复工，当时舆论影响很大。第二个就是报复性消费这个概念被提出来后，也是像东风一样，就刮起来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意识到或者能想起来在经济学以及营销学甚至旅游学里面积累的理论的话，当时就不会出现跟风一样学术反应。比如说疫情没有结束就主张复工，如果还承认旅游是奢侈品，是玩耍，那么，我认为在疫情流行这要命的时刻，复工之旅就一定会很难。我在张辉老师的一篇文章下边的留言是“企业复工要钱，游客玩耍要命”，你说哪种力量会是主导性的？如果用这个原理再来看朱竑老师刚才说到的现状，我觉得这个理论能够解释或者预测很多疫情之下旅游恢复的可能性。
第二个说到报复性消费的问题，大家不要忘了营销学和旅游学里曾讲过，旅游产品的价值具有不能储存的属性，也包括旅游在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如果警觉于这些基本理论命题，那么，就会质疑，旅游需求能够像别的东西那样因为被压抑而积累到会形成报复性消费的地步吗？充其量，疫情一结束，旅游恢复到常态或略有增长而已。
因此，说来说去，我个人还是认为，我们旅游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第一使命，还是理论相关性问题，还是要贡献理论知识，然后，在此基础上，就像内圣外王、学而有术一样，再去用理论指导实践。如果自己在本身没有理论修炼的情况下就天天去给别人出主意、提对策，甚至还让研究生去给人出主意、提对策，我觉得这可能既害了研究生也害了企业，可能是不行的。
马波：冯学钢教授提到了文旅融合，我觉得理论和实践，本来也是一个平衡的、融合的关系，只是对于这种平衡融合关系，我们需要不断做新的思考。肖洪根教授提到了第三种导向，这个挺有价值。适当摆脱理论和实践的对立观，我们就可能建立批判性思维方式，就可以避开简单的二元对立论。其实真正的理论一定是和现实相关的，真正的知一定能行。现在好像存在一种误解，一说理论就好像脱离了现实，这需要引起警惕。
林德荣：有关这个问题的思考，使我想起了我们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时所秉持的使命和宗旨：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
首先第一个所谓的研究高深学问，我们个人认为主要的是指大学的主要使命是要能认识真理，创造知识。我们学者研究高深学问的任务有三个，一是知识创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知识编码，第三个是知识传播。这应该是我们要干的事情。知识创造是最高级的，但也是最痛苦的，我们往往把它说成是农民种庄稼、种稻谷的，是苦力活；而知识编码应该是加工程序，把大米、小麦变成面粉；知识传播则是做面包做米饭的，就是今天的第三产业干的事，当然也是最见效益的，最来钱的。
讲到知识创造，那就有必要搞清楚什么叫知识？如何做知识？以及知识的理论相关性、实践相关性问题。所谓的知识，有一个经典的定义来自伯拉图，他认为能称得上知识的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被检验过的、正确的，第二是能被人们相信的，第三个是科学的。反观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在发论文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创造知识？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谈到旅游研究的实践相关性和理论相关性的问题？刚才很多老师也都谈到了，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很多问题都来自于实践，现在很多高级的学刊，学术刊物也都强调写学术论文要能“顶天立地”，即强调从现实中发现问题，研究现实问题，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如果说你的问题不来自于实践，没有从现实中发现问题，那就叫无病呻吟。反观我们2019年《旅游学刊》发表的一百多篇论文，从选题上看，绝大部分文章实际都是与实践相关的。实践的相关性是表现出来了，但问题在哪里呢？现在很多论文的选题都很好，论证的也很不错，否则就不可能在学刊上发表了。问题在于我们现在不少年轻学者论文的选题和论证过程都很好，中规中矩的，但最后得出的结论非常的简单，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大。我想说什么问题呢？我想说我们现在的很多文章（当然这种说法会有点过，可能会得罪人），估计它的实际价值不大，就是说很多文章，业界的人士不会来看，它的实践相关性不强。旅游业界里面有几个看我们的《旅游学刊》？当然，我也知道我们的学术论文和实践性很强的社会调查报告所走的套路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是我们发表论文的时候，有不少是功利性的，比如说为了发表论文而写论文，因为我们要评职称，还有些博士生为了毕业发表论文。因此，有些论文的实践相关性就不是很好，对理论的贡献的似乎也差强人意。我想这也是本次《旅游学刊》编辑部发起并组织这次讨论的原因吧！如果说我们的文章都能够像在座的几位大咖一样写得好，你们的贡献都非常大；如果在旅游学界研究过程中，能够真正的多一些知识的创造，能够推出一个旅游研究的规范出来，那真的非常棒。因为我发现我们博士生在写文章的时候，选题很好，但是到底用什么理论框架来阐述问题？现在我们很多时候用的是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我们的问题，这是现状。旅游研究的实践相关性和理论相关性，这个本质上似乎没有矛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在现实过程中，有不少论文是为研究而研究，为论文而论文，这个问题是一个现实存在的。
如何评价国内旅游研究的实践相关性问题？
如何看待和提升学界在中国旅游发展实践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马波：有了上面的讨论，我们就可以对中国旅游研究40年的实践相关性问题加以评价。有一种声音说旅游学本身就是实践性的，尽管学者们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相当多的规划成果和咨询报告，但实践相关性不足依然是旅游研究最大的问题。同时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认为过分强调实践，恰恰影响了旅游学科的健康成长。当前，我们仍旧处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之下，怎么来改善或者说怎么推动旅游研究更好地服务旅游业的恢复性、创新性发展？期待大家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来。
章锦河：目前总体上，旅游学术界相关的学术研究在响应实践相关性要求方面还是很好的。但需要注意3个倾向。一是重学术轻学问，旅游学者秉持价值中立，强调学术研究独立性，注重学术研究技术都很好，但实践问题导向的研究选题与研究方向值得提倡，比如疫情引起的旅游行业、产业、企业、消费等供需变化及其短期与中长期效应如何？因旅游消费高弹性的属性，旅游业敏感且脆弱，那么今后微观的旅游企业是否需要有常态化的预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其他危机事件的措施？若有如何处理“常态化”预控引起的企业“成本与效益”的矛盾？
二是重理论移植轻理论原创，尤其在运用国外相关的旅游理论或方法过程中，未能洞悉理论或方法的缘起、适用条件，往往有“水土不服”的情况发生，引起理论与实践的偏差，建议加强本土的旅游理论原创研究。
三是重定量结果轻定性结论，研究结论是研究结果的适宜推论，往往也是应用型学科或应用性研究的政策出口所在，目前相关旅游学术成果往往注重研究结果的定量化，但定量结果的人文指示意义模糊，建议加强研究结果的政策、对策或措施的启示意义的定性表达。
提升旅游学界在旅游发展实践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我看来应该是“结果”，而非旅游知识界所追求的“目标”，“结果”应当是自然形成，而非刻意为之，“打铁还需自身硬”，旅游知识界若确实提出了真知灼见，尽管知识可能需要时间传导，但最终还是会提升地位与影响力。建议2点，一是旅游学者宜知行相长，躬身实践，富有人文情怀，尽量到实践一线多走走多看看多听听，不能仅限于收集研究资料时的浮光掠影。二是逐步建立健全旅游研究成果建言献策渠道与机制，譬如以《旅游学刊》为平台，可以向相关部门报送一些实践性、对策性旅游研究成果的旅游研究简讯，也可以适时举办一些实践问题明确，旅游业界关切的相关学术交流活动或旅游企业实践指导活动。
马波：章教授提到旅游研究中的量化方法问题，估计很多学者都有同感。有人说企业人士和政府官员不愿看或看不懂旅游学术刊物上的文章，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愿看或看不懂那些模型、公式和数学运算。按理说，科学研究讲求精准，量化分析应当受到鼓励，但前提是逻辑关系和方法本身必须合理。我有一位在计量经济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朋友，曾试图研究旅游问题，探索了一段时间后对我说，旅游经济的量化研究风险极大，一半多研究成果存在方法上的错误。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不知章教授和其他教授对此有何评论？旅游研究中的量化研究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水平？或者我们该怎么样反思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
章锦河：目前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用的经典模型还很多，尤其马波教授搞经济学的，在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模型用的还是很多，但是经济学理论模型结合旅游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是流动性问题，流动性带来的空间摩擦问题。第二个就是大的高档的消费型，这一点也是在基础模型应用上有问题的。第三个我们强调它的指标的应用的时候，它的相关性方面选择也是有些问题。基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则，目前关于做的一些预测预判都是问题蛮多，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关于模型本身，目前对于很多模型，比如说做效益方面的，做很多模型本身，它在模型应用所具备的条件，比如说对指标选择的数量要求，对选择对象案例的要求，都是有要求的但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研究人员或者研究者本身不太关注。所以我们这次在集中学习学刊2019年的文章的时候，发现好几篇，比较成熟的模型也有问题。所以我也建议，我们在座的很多学者，在应用模型，将来正当研究的时候，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要注重方法和本身的研究，这样会更好。第二个我们做出的计量的结果，比如说得出来某一个数据，比如说生态效率得出某一个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到底说明什么意思？它的人文内涵是什么？这个还需要再进一步的阐释。不然就是一个数据，一，一到底代表是一头牛还是一只鸡一只鸭，前面有量后面没有阐释，那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旅游学刊》，很多政府部门旅游景点都会定这个杂志，他们也反映以前挺好，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不仅仅模型看不懂，结论也看不懂，就是数量更新没有定性的表，没有人文的指示意义，这也是实践相关性不足的一个重要方面。
肖洪根：我们一直在讨论相关性问题，实践相关性也好、理论相关性也好，也叫做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评审期刊稿件、指导学位论文，我们都要求一项研究要有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而且习惯性地把这两点（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分开描述讨论。其实这两个东西是统一的，我们如何看待这两者的统一性，或者说其貌似的对立性，是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如前所述，这种对“理论-实践”统一体的思考，能不能单纯地（单方面地）用“反思性学术”或“反思性实践”去推动？是否还存在第三种导向或思维范式？
对于实践（部门）而言，有没有“反思性实践”？何谓“反思性实践”？“反思性实践”是如何完成的？如何表述或反思“反思性实践”？作为一个课题的研究者，我们的角色与位置（position）是什么？究竟要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统一性，或者貌似的对立性（只能说“貌似”，因为本质上这两者是统一的）。在此，我更多的是提出问题。看文章，审稿件，时常总感觉意犹未尽，味道没有完全出来。那怎么样才能让味道全部释放出来呢？
马波：非常赞成肖洪根教授的观点，旅游学界需要反思，实践层面也需要反思。以我近30年的经历来看，目前迫切需要业界和政界的实践反思，也希望他们的反思成果能在旅游学术刊物上发表。
谢彦君：前边提到，像实践相关性这样的问题，确实需要了解最初提出者的出发点、立场、问题指向的具体意涵。否则会出现殃及池鱼的问题，因为旅游学科正处于它的建设阶段，方向的把握是十分关键的。我说说我遇到的事，不知道这样的事大家遇到过没有？没有遇到，大家也可以做实验。比如说，我在课堂上，包括在去年给饭店业总经理班上课的课堂上，当我去调查学生是喜欢学理论性知识还是实践性知识的时候，几乎总是绝大部分甚至全体学生或学员，都会说他们特别不喜欢老师课堂上讲理论，从来不讲实践性的东西。我进一步追问在校生哪门课讲的理论你不喜欢，他告诉我餐饮管理、住宿管理的课，老师都是照本宣科讲理论，不讲实践知识。你看，本科生把照本宣科、把教材上的文字叫理论，把实践教学法当作实践知识。在总经理班上，学院被我追问得直到承认他们否认不了理论的时候才服软，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所反对的“理论”只是一个词汇，很多人几乎不知道任何一条科学意义上的“理论结论”。我现在想问一下，当我们学术界被别人质疑为实践相关性不足的时候，那些质疑的人是不是把论文等同于理论了？把学术等同于理论了？于是就笼统地去反对“理论”了。把上课照本宣科当做理论知识灌输，把书本中的文字当理论存在形式，把论文里繁复的演算过程当做理论本身，这是不是旅游学界中存在的现象？如果是这样，那实际上整个是一种误解。这等于说，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什么是理论。我觉得，现在最有意义的是我们学术界自身要反身性地、反省式地去看这个问题：外界质疑实践相关性的问题，根子在于我们自己没有充分做好理论相关性的问题。
学刊曾经在前年试图对我们30、40年理论贡献做了一个梳理，好像这步走得也很难，能梳理出来的东西有限。归根结底，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好像还是存在认知上、沟通上的鸿沟的。科学启蒙的时代也许并未完全过去。
冯学钢：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要回归到我们旅游研究的初心和使命上。旅游研究也有“流行病”问题，C刊发表必须要有数据、公式、模型、结论，流于碎片化的数据加复杂过程，结论的说服力并不强。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做学术，刚刚谢老师也提到学术问题，还有一个刚刚几位专家也提到决策咨询、建言献策，这是两条轨道。这两条轨道争取在某一个点上能够相交。从政府管理部门来看，需要研究者把发展的问题说清楚，然后拿出实实在在的解决之道，这也是企业决策层比较关注的。所以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还是要提出一个科学问题，讲好发展故事。
我借机给《旅游学刊》提一个建议，增加一些名家访谈，包括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企业家，因为旅游业发展形式与内容确实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研究者面临着调研不充分，数据思维与应用能力不强，政策、体制机制把握不准等现实难题，做一些名家访谈，真正提出一些前瞻性问题，让政府让企业家来解答，不能局限于学者式的笔谈。
疫情之后新业态、新模式变化非常猛烈，新术语不断涌现。“新基建”时代，旅游人才培养要求更高，旅游教材内容亟待更新，旅游案例建设也必须强化。
朱竑：前面讲了40年，讲了旅游学科的定位和它的实践相关性。其实，旅游管理学到目前为止，从属性上来看，应该是应用科学。它跟基础学科有很大的不同，基础学科可能现实中还没有出现但已经开始做研究了。所以我特别同意前面专家的意见，旅游管理学或者旅游学科就是来自于实践，应用于实践，服务于实践的。旅游研内部是不是有细分？还是有的，比如说做基础研究或者应用研究，像谢老师前期做旅游体验的研究，更侧重于基础研究。所以我觉得今天讨论的话题本身其实是不需要讨论的，旅游学科就是一个应用学科，它跟数学、物理、基础化学这些还是不一样的。
第二点，我特别同意前面有位老师提到的，由学刊提出题目，或者请大牌教授来发问，采访省、市旅游局局长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旅游学刊》不仅仅是旅游研究者的家园，也变成旅游从业者的家园和旅游管理者的家园，这样才能从更大层面上扩大我们的影响。
谢彦君：关于朱竑老师说的旅游学科是应用性学科，我要回应一下，我一直对这个说法不是完全赞同。为什么？在我看来，说一个学科是应用性学科，这里边是有前提的：你应用什么？比如说经济学门类下面，我们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物理学下面，有理论物理学、应用物理学之分。查一下相关界定，会发现都有这样的表述：“应用物理学以物理学的基本规律、实验方法及最新成就为基础，来研究物理学应用，其目的是将理论物理研究的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应用经济学主要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应用经济学还是应用物理学，它们相比于理论物理和理论经济学，都是后来者，是以前者的存在为条件的。本科专业中的“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两个专业，也是这种关系，一个是学理性的，一个是应用的。现在旅游学科以“旅游管理”二级学科身份列于管理学门类下边，另有一种分类“旅游经济”列于应用经济学的贸易经济学之下，那么，如果直接说它是应用学科，这究竟是指它是管理学的应用学科，还是经济学的应用学科？在我看来，旅游作为当今如此宏大、普遍、独特的现象，它具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机理是毫无疑问的，它的学理性探索也是必要的。如果我们现在就把它定死了，叫应用型学科，我的问题来了，我们是应用管理学还是应用经济学？你如果这么倾向的话，我们旅游学科、一级学科升级我觉得没什么必要。所以，像旅游这样一个领域，哪怕是它实践领域，只要谈学科问题，最终它的目标一定是要形成理论体系。在一个没有理论基础的情况下，是不存在应用学科的。在不承认旅游学科要依托于某种具有旅游特质的理论学科的前提下，径直主张旅游学科是应用学科，是等于断了其本源。所以，我对此的看法有所不同。
林德荣：我有一个建议，我们《旅游学刊》接下去能不能弄一个专栏？专门针对具体的问题，或者具体的一个概念展开讨论。现在我们发现很多文章都是平行的，也就是说很少看到在学刊里面有不同观点的交锋的文章出现，这个实际上是不利于概念推出和理论的构建。学刊能不能有这种栏目来培育，毕竟我们现在围绕着《旅游学刊》这个学术阵地基本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现在《旅游学刊》担当了一个很大的平台的作用。这个栏目非常有必要，每一期可以有专门针对一个问题、一个概念来研讨、讨论，这个也可以像笔谈一样在年底或者年初的时候公布出来，每一个问题都成为一个靶点，让大家都来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和研讨，这样旅游学术研究才能真正有进步。
吴巧红：我们去年做过一期关于景区门票的，是谢彦君老师、保继刚老师、张凌云老师他们三位做的关于这个问题不同观点的交流，反响很好。刚才林老师的建议很好，把这个问题先提出来，让大家做准备，尤其这种商榷性的东西，是需要互相有交流，如果来的稿件他们自己都只是说自己的那些，没有交流的话、没有碰撞的话，可能大家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多的收获。怎么样去操作，我们下一步再考虑，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也尝试在做了，只是说还没有那么频繁的出现，《旅游学刊》的一些专栏都没有说是每一期都有，我们现在大部分论文是没有设栏目的，但是有的我们会以专栏的形式推出来，比如像刚才说的【观点与争鸣】这样商榷的栏目，还有一些聚焦到某一个学科，比如像【旅游经济】今年年初推出来的四篇跟旅游经济相关的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四篇文章，后面我们还有关于【旅游企业】的相关的专栏的文章。但这个不是商榷性的，我们也尝试在做专栏，然后也尝试想做一些争鸣性的东西，希望今后大家都多参与。
肖洪根：今年2、3月份开始，学术期刊对疫情之下的旅游与旅游研究，都相继有不同程度的反应（映），并陆续出现了一些成果。目前这些成果给读者的整体感觉是短评快，短文多、长篇少；思考/评论多、经验观察少；二手数据多、一手调研少；发稿过程也相对偏快。众所周知，以描述性、解释性见长的社会科学研究，有普遍的事后性（posthoc）特点。“疫情旅游研究”（COVID-relatedtourismresearch）也不应该是例外。假以时日，“疫情旅游研究”一定会沉淀出好的成果。但，与此同时，可以作另一个思考：“是不是（会不会）有个别“疫情旅游研究”问题必须与现象（疫情）同步开展，“事后”开展便难以捉捕其全面真实的意义呢？我想起，疫情刚开始（却显然已是渐行渐重）的时候，有些人不得已因外出公干而被迫“陷”在外地或“漂”在路上，长时间回不了家。类似“游人”体验或感受，事后采集可能就要逊色很多。
宋瑞：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提出一个澄清、一个判断和一点建议，尤其针对我们青年的学者。
第一个是澄清。我们的研究成果，其表现形态是不一样的。比如，学术文章有它的逻辑体系、生产过程、受众群体和评价标准；决策参考有它的话语体系、关注重点、使用群体和选择依据；大众媒体读物也有它的表述方式、阅读群体和写作特点。这些表现形态各不相同，不可能按照同一个标准去要求。学术刊物要能直接为决策参考所服务，或者说学术刊物也能直接作为大众读物，其实是有很大难度的。一种成果形态很难满足所有人、所有目的的阅读习惯和需求。当然，我个人觉得，优秀的学者，要能驾驭上述所有成果形态，但是从阅读者的角度来说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是判断。保老师一致强调旅游研究的代际转换。我觉得从年轻学者来看，我们跟实践的连接不如上一代紧密，对现实的影响也不如上一代大。这与时代背景、现实需要以及我人学术成长的生命周期等等都有关系。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努力的方向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研究者本身，或者说从知识生产者的角度，我们要研究真问题，要真研究问题。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论文，包括博士论文、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感觉很多是在追求精致的平庸。看它的研究过程很规范，模型、方法、数据等等都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是看起来都很漂亮，但是不知道研究出发点、落脚点、现实意义是什么，指标的选择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或者实践中到底指的什么。我觉得这是年轻学者容易出现的问题。当然也要避免另外一个倾向，不要成为网红学者，对于很多问题只关注热点、流于表面，而不关注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我觉得这都是需要避免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包括选题上、理论上、方法上等等。比如说选题方面，应该在实践中是一个真问题，理论上是一个结合点，研究上是一个空白点；比如说理论方面，你在知识谱系里面做出什么增益，证明了什么，推翻了什么，拓展了什么；比如说方法方面，要知道选择的这个方法它的适用性是什么，适用的条件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局限性。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我们才有可能生产出满意的结果。这是从一个方面，从知识生产者角度要研究真问题，要真研究问题。另外一个从知识生产成果的使用者和使用环境来看，也有很多值得去思考的问题。比如说知识成果的使用者能不能识别真学问，知不知道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里什么是真的学问，能不能尊重真学者；等等。这是从使用者角度来说，也需要反思。
何建民：我也提三点建议，我主要从高校老师的角度。我感到高校的老师，刚才很多专家都说得很好，我们要科学地提高知识的生产、知识的积累、知识的运用与实践的相关性，我有三个建议。第一个每一位高校老师可以有三种复合性的发展定位与行动，其一就是学者，我们要学习知识、创造知识、积累知识。其二是一个优秀的老师，教书育人。其三我们也要成为一个行家。如果你真正的掌握了知识，我想你会把学者的科学研究与知识生产、老师的知识传播、行家对产业行业的咨询决策建议结合起来。我自己的经验，我1994年出版了《现代宾馆管理原理与实务》，也先后应邀担任了两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他们都说，当然他们是赞誉，他们是看我这个书去建宾馆管宾馆，现在都是很大的公司了，酒店行业前20强。
第二个我感觉到现在要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实践的基础。在你研究领域、教学领域、咨询领域你要有全面系统的实践经验与实践感悟。我自己亲身体会，我研究旅游目的地，主持了浦东新区“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我研究酒店管理，规划、“十三五”规划，到万豪酒店去实习，每一个研究领域尽量要有坚实的、系统的实践，你的研究成果可以跟这方面的接受者对话，如果你研究酒店你不能够指导怎样管理酒店就有问题。
第三个很重要的是你要善于选择有意义的研究方向与问题。比如说新冠疫情下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新冠疫情是一个常态吗？它是一个“倒W”型，上升下降又上升又下降，还是一种常态。这样的话至少有下列问题值得研究，比如说全球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趋势对旅游业的影响。我感到这方面可能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因为新冠疫情发生的规律对我们如何发展具有普遍的重要的影响。
谢彦君：关于我们未来到底方向上有哪些可以考虑？这方面我没有多少思考，但是有一点我想说一下，疫情可能会结束的，但是由疫情所造成的全球性的影响，恐怕会深刻影响到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提两个概念，从政府或我们讲的实践相关性这个角度，一个就是旅游新伦理，第二个是政策新转向。这不一定合适，仅是一点动议。
旅游新伦理是什么意思？疫情之后如果中国必须面对内循环问题，在这方面旅游将面临什么？一个是出境旅游，一个是入镜旅游。那么，在意识形态引导方面，能不能在出境旅游方面强化一些主张？比如说出境旅游更注重认知性的旅游，减少一些购物性的旅游，要购物最好都到海南来。也就是说，在国际旅游可能受到各种各样限制情况下，我们的出境旅游，如何在形成经济赤字的情况下达到其他方面（比如开发民智）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效果？从国家层面、政策层面，对于出境旅游实施一种消费伦理方面的引导，对于国内旅游，促进旅游企业以提供高品质体验产品为己任，用国内旅游弥补出境旅游和入境旅游的损失？由于这些是对策性的，我把它们都归入伦理的范畴。
政策新转向。国家层面的旅游政策可否更加注重原有的城乡不平衡、地区不平衡以及贫富差距，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尤其是旅游基础设施还有其他的产业政策的转向，致力于用旅游来解决这些问题，释放这种不平衡的潜在红利。
在疫情这个特殊背景下，旅游研究中哪些问题或研究方法应该被鼓励和强调，哪些应该小心谨慎地去思考，避免错误的走向？
何建民：第一，我支持谢彦君教授的判断，最近我刚刚从海口讲学回来，他们报告我一个消息，7月1日免税额增加到了10万元，一周内免税收入增加4.5亿。所以，我们国家有一些比较热点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例如，我们需要研究出境旅游替代问题，有没有存在出境旅游替代现象与趋势？我们要将出境旅游替代为国内旅游消费，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反过来说我们对出境旅游要注意适当的引导和限制。
第二，我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精细化防控。据我的观察，实际上全世界的疫情和全世界的人口比例，中国的疫情和中国的人口比例，还是很低的，如果我们精细化管理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比如说长三角疫情比较低，它就可以开展区域旅游活动。上海有16个区，以区为单位还是太大，以一个社区一个街道为单位，疫情低的街道和社区就可以联合开展旅游活动。我们现在已经在改进了，我们原来以青岛市为口径，青岛有疫情，但是青岛有很多区有很多街道。我认为要大力倡导在空间、业态、人流各方面开展精细化的常态化防控疫情，又复工复产，而不要很笼统的说。
第三，我个人认为既然是疫情，我们也要有一个风险的意识。我个人认为旅游可以适当打开，但前提是多造一些方舱医院，有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可以适当打开，不然的话我们因为一个小问题把全部的人都带进去了。
冯学钢：疫情之后，更要关注一些旅游企业发展以及旅游人才培养问题，包括人才培养的创新和转型。既然成立文旅部，将来旅游业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是不是要做一个新的话语体系？比如说文旅业，旅游要开疆拓土，要做大文旅产业经济贡献的盘子。
林德荣：确实刚才谈到了，我们还是不宜太多提倡所谓的报复性消费这种观点。我想这一次疫情是全球性的、历史性的、大规模的，也导致了非常多的变化，比如说人们的家庭观念增强了，意识形态、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出游方式、旅游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未来我们研究要研究新的形态，旅游行业的新的变化。比如说往后可能会多一点线上线下的结合的东西。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变化表现在旅游的方式上，现在家庭出游会越来越多，自驾游也会多起来。疫情的确会带来很多变化，研究的问题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我们待在家里这几个月、几十天，很多人慢慢关注到这种家庭观念变强了，外出旅游减少了，但实际上旅游的这种需求还是存在的，尤其是我们东部沿海地区。实际不仅是东部沿海地区，现在可以说几乎是全国人民，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刚需。有这种生活方式的存在，旅游一定还会发展，只不过疫情导致现在人们没有办法出远门，但是省内游、国内游还是会产生还是会出现的，只是旅游方式、旅游的业态以及旅游供给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研究也要跟上这种变化，关注整个旅游行业的发展。
宋瑞：第一，我不赞同急于造概念、追热点，而是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要能够直面现实问题，做真正的研究。
第二，针对疫情问题，目前我国疫情控制得很好，不过疫情对中国旅游的影响可能是全面、深刻而长远的。尤其是我们人口规模大、密度大、出游时间高度集中、承载力问题比国外更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疫情对游客的消费心理、关注点、出游时对硬件、软件、信息等各个方面的需求，可能都会带来变化，从而会影响到我们的商业模式、服务模式，甚至产业结构。目前我们还难以确凿地说会是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个人认为，这个影响是长期的，需要引起关注。
肖洪根：我们的前瞻性思考还可以放得更宽更远一点。比如说，我们如何在国际范围内思考疫情之下（之后）的中国旅游和中国旅游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宏观、更长远、更全面一点看待目前疫情对旅游的影响，包括对中国旅游以及中国旅游研究的影响。这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其一，目前的旅游研究，不能光局限于与疫情相关的选题或研究内容，还应该观察/捕捉疫情对旅游研究者（个体或群体、男性或女性、学术生涯不同阶段的研究成员）、疫情对旅游研究社团/机构/组织/出版、乃至疫情对旅游学圈文化/旅游科学共同体的影响。疫情对旅游与旅游研究的影响，要更广义的看。其二，目前疫情对旅游/旅游研究的影响，还应该放在更错综/更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视野下看。疫情之下的中国旅游与中国旅游研究问题，可能还和目前国家之间贸易摩擦、价值观念的对立和冲突分不开。在这个大背景下审视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中国）旅游，尤其是出入境旅游，疫情的影响是不能单独（或者孤立）起来思考的，还要考虑大的政治背景，大的意识形态背景等等问题。其三，对于疫情之下旅游研究的实践关联性，也应该作更为长远的评价，不能只看眼前。
谢彦君：马波老师最后这个问题是问我们最反对什么。不太好回答。如果勉强去答，我宁愿说，我反对我以上所说的。这也不是不认真的一句话。自从2012年我开始沉浸于知识论问题之后，最大的感悟就是，任何一句话只要出口，就一定是错的，因为解读的人各不相同。荀子把这叫做“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老子主张“大音希声”，释子直言“我说了吗？我没说！”都是指观点的局限性。比如说，假设我反对在座的任何一个人的观点，但结果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观点实际上都是擦肩而过，只是由于我们沟通不充分，才造成了观点上的差异。那么，站在这里，以自己的狭隘立场，去反对国内任何一种倾向的话，事实上都会带来另外一面，会存在问题。基于这一点，我有个主张，希望未来的旅游学术界还是要成就那种公开、开放地相互交流的景观，鼓励商榷甚至是争论，局中人都有那种上马战下马饮的气概。
马波：我反对旅游知识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我们只能扛一部分问题，只能解决一些局部的有限的问题，否则我们会有违系统科学观，落个“一夜流泪到天明”。
朱竑：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今天中国旅游界整体研究的队伍、规模、研究水平以及研究的整体状态跟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比，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我们所培养的人才也超过了我们十年前、二十年前所有做的预测。正是因为有跟我们人民的主要矛盾“幸福生活”息息相关的需求的支撑，所以我们才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是我们很欣喜的。但同时，疫情前后，学界也关注到了，跟新冠肺炎相关的文章，国内外总计应该是有几万篇的成果出来，正如2003年非典前后，也是出了几万篇的东西，但当我们每次面对灾难的时候，依然是从零开始。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我们真正的研究除了要关注最新的需求，还要脚踏实地的往前走。
第二个观点，如果说用自我批判的视角来看我们中国旅游界的研究，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不足和缺憾。我也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借助《旅游学刊》这个平台，有更多更好的原创的旅游研究成果呈现出来。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热剩饭吃，换一个案例地出一篇文章，换一个案例地一篇文章，要不断的有新的东西出来大家才能过上好的日子。
第三个观点，一个学科未来的地位怎么样，会处在什么位置上，其实跟这个学科对国民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有关系。从这个视角来说，结合今天讨论的主题，我觉得我们旅游学者还应更加开放一些，更积极地参与到旅游所引发的各种相关的决策中来。因为我们从属性上来说是人文社会科学，所以我们评估这个学科的标准要跟目前的形势以及国际的惯例紧密结合。前面也有老师讲到，他们做了各种意见的报告，得到了领导的批示，但现在看起来我们这个批示还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能得到更高层领导的批示，我们建立一级学科的诉求就能实现了。
所以说我们一方面要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同时我们还要与时俱进，能够适当的发出更大的声音。总之，我的观点就是我们可能跟昨天比是有进步的，但是跟明天的需求比还要不断的努力。
观众提问：线上虚拟旅游、云旅游是旅游吗？如何界定其概念？
冯学钢：最近正在做这方面调研，我们不能把线上线下对立起来。需要强化“双线旅游”，疫情期间在线文旅产品非常活跃，其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从一开始的线上带货到线上带货+景区展示，第三阶段是线上直播来进一步提升旅游目的地形象。一些中介服务商与网络平台探讨为景区培养直播人才，通过直播方式，把景区自然与文化故事讲出来，或将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共享发展利益。
在线文旅潜能巨大，很多传统项目因此而活化，比如说红色旅游，传统红色旅游点往往是图片加讲解，而一些科技企业把它做成一个情景再现，借助穿戴装备，消费者获得生动的体验，企业获取丰厚的收益。双线互动是趋势，也是旅游经济新增长点。
马波：你认为虚拟旅游是旅游吗？
冯学钢：虚拟旅游，我认为是旅游的一种体验方式，应该是旅游业的范畴。有很多博物馆珍藏的文物，有的限于条件还不能开放，通过虚拟体验，可以一个个故事展开，将来有条件也会再回到现场去。我觉得实现了两个指标，它消费你的时间，同时也产生交易了。
何建民：照联合国的旅游统计的国际标准，这不是旅游。旅游是要离开惯常地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是旅游目的地的宣传，还不是叫旅游。
朱竑：我特别同意何老师的意见。因为大的宏观旅游管理包括四个部分，侠义的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休闲管理和运动管理。如果放在大的宏观旅游管理中，线上的这种体验是可以算休闲管理下面；如果要去套它是不是旅游，除非改变旅游的概念界定，不然的话其实存在一点点问题。
谢彦君：首先，关于云游和旅游，我编了几句话来回应这个问题：要旅游，人流动；疫情在，旅游死。网络连，云游生；网络断，云游死。我个人认为，线上旅游就是云游（不同于和尚的云游），云游不是旅游。如果疫情一直这么持续下去，旅游一定会死掉；那时，虽然人们蜗居在家，但只要网络还存在，网上的云游就会存在。但云游不是旅游。其他如梦游、神游、卧游、网游，都不是旅游。你会发现，中国语言非常厉害，它给我们对不同的现象都能提供一个适当的语词来加以界定，我们用不同的语词表达不同的现象。如果现象是相同的，我们的日常交流就不需要再使用不同的术语。就等于又回到我们老祖宗说的名正、言顺、事成这个法则上。像界定旅游的时候要抓住本质一样，在界定云游的时候，也一定要抓住云游的本质，神游、梦游、卧游等等，也都一样，要切割清楚它们的内部性质和外部关联，这样，对这些事物的认识就能达到一定恰当的境界，接近事物的本。
谢彦君：这个问题属于预测性的，我最怕预测了，因为预测是江湖郎中擅长的，而用科学态度做预测的，也往往设定几个甚至多个假定前提条件，在完成了理论之后才小心去做预测。所以，这个问题有点难以回答。但是，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尤其是免税旅游的发展，那么，海南有很大机会。如果将来出国旅游受到限制的话，欢迎大家都到海南这个阳光天堂来，欢迎大家来免税购物。
马波：对今天的云端漫步做个小结。第一，这个选题非常好。在疫情影响渐深的特殊背景下，我们集中讨论旅游研究的现实相关性问题，既有当下的价值，也有长远的意义。第二，八位学者贡献良多，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见解，让我生出很多的感想，给我很多的启发。估计线上的同仁与我同感。第三，今天的讨论也有一些交锋，尽管受时间限制我们不能充分展开。比如关于现实相关性、理论相关性问题的不同理解，对于中国旅游研究40年总体进展上的不同判断，也有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如线上旅游的属性问题，在抗疫特殊背景下旅游学科健康发展的问题。不同的观点表达出来，会非常的有益。尽管在历史长河里学者个人能留下的东西或许微不足道，但是在当前这个特殊背景下，我们今天进行的线上专题讨论，与学刊之前组织的几次与疫情有关的讨论，同样富有价值。
当然，在特殊背景下需要有特殊的思考。日本导演黑泽明有一部很好的电影作品，叫《七武士》。电影里的那个村子遭遇山贼洗劫的危险，村中长老问村民，危机来临是要头还是要胡子？当然是要头了。疫情爆发，旅游停摆，在所难免。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恢复发展旅游自在情理之中。今天我们的讨论，是在一个良性判断的基础上展开的。如同那伙山贼被武士和村民消灭了，讲究胡子是否优美的幸福生活自然再次降临。社会经济正在恢复良性发展，旅游业的健康成长必然重上议事日程。归根结底，我们是为了人民能够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
吴巧红：我们之所以做旅游研究实践相关性反思的研讨会，也是因为觉得目前培养的人才越来越多了，但是大部分人才在经过系统扎实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训练之后，会发现他们跟业界的接触或者业界的历练还是比较欠缺的，不少文章都是“精致的平庸”。学界应该拒绝那种精致的平庸的文章，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更大社会影响的、对实践有更大的指导性的，同时也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沉淀的文章出来，所以我们才进行这样的反思。